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解析

转自罪名网

刑法条文

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构成要件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一)主体

本罪的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二)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结果抱有过失的心理状态,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已经预见,但却轻信能够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

应当预见是法律对行为人实施某种有意识的行为时,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主观认识上的要求。根据一般人的能力和行为时的客观条件,行为人能够预见并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只是因为其疏忽大意才未预见,以致发生严重危害结果,他就应当对此结果负法律责任。由于行为人已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进而产生了避免这种结果发生的责任,他却没有有效地防止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因此,行为人应对自己因主观上的过于自信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轻信能够避免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区别于间接故意杀人的界限。

(三)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

(四)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因过失致使他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本罪,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

1、客观上必须发生致他人死亡的实际后果。这是本罪成立的前提。

2、行为人必须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在这里,行为人的行为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说是故意的,但对致使他人死亡结果发生是没有预见的,是过失。

3、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如果行为人的过失行为致人重伤,但由于其他人为因素的介入(如医师未予积极抢救或伤口处理不好而感染)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只应追究行为人过失重伤罪的刑事责任。

罪名认定

(一)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意外事件的区别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1、客观上行为人的行为都引起了他人死亡的结果;2、主观上行为人都没有预见这种结果的发生。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要查明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应当预见,如果应当预见,但是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没有预见,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如果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而引起死亡的,就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行为人对此不应负刑事责任。

(二)本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1、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的区别

第一,在认识因素上,对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主观估计不同。二者虽然都是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使他人死亡,但间接故意杀人中行为人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并未发生错误的认识和估计,因而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即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结果之间并未发生错误,主观与客观是一致的;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中,行为人和主观上认为,由于他的出身能力、技术、经验利及些外部条件,实施行为时,他人死亡的结果可以避免,即对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事实发生了错误认识,在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其主观与客观是不一致的。

第二,在意志因素上有重要区别。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中的行为人虽然都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深入考察,二者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别的。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虽然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对于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并不持有反对态度,而是听之任之。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中,行为人不仅不希望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同时也不放任这结果发生,而是希望这种结果不要发生,希望避免这种结果发生,即排斥、反对他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在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亡结果情况下、行为人仍然相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并因而实施了该种行为,

2、过失致人死亡罪同“误杀”的故意杀人行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求的是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存有过失心理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将行为人在故意杀人中因打击错误误杀其“针对对象”(即行为人追求的杀害对象)以外之人的行为认定为过失的致人死亡罪。

3、不作为致人死亡行为的定性

不作为致人死亡不仅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罪,而且也可以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其不作为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是否具有故意心态,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司法实践中,尤其要注意这样一种情况,即:行为人先前意外地或过失地导致了他人死亡的危险,行为人能抢救而不抢救,放任他人死亡结果发生的,对行为人不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性,更不能认为是意外事件而认定行为人无罪,而应对其以间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再从犯罪客观方面来看,出于被告人的伤害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可能死亡的危险状态时,被告人就负有防止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但他基于上述心理因素,不仅不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反而一声不吭甚至一走了之,从而导致了被害人因贻误抢救时间而死亡。

4、过失致人死亡后,行为人为逃避罪责又将尸体误为活人加以“杀害”以灭口的行为,不应只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杀人罪一罪,而应对行为人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杀人罪(对象不能犯未遂)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三)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造成他人死亡结果时的刑事责任的确定

本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因此,二人或二人以上的共同过失行为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应把握以下几点:分清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大小。由于不存在共同过失犯罪,因此,也就无所谓主犯、从犯,对于几个过失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他人死亡结果的,应查明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据此确定确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各自的责任。确定各过失行为人的责任,必须遵循两条原则:其一,部分责任则。因为各过失行为人的行为相互作用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结果,因此,不能要求某个过失行为人承担全部责任。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每个过失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和,必须同所造成的他人死亡结果的刑事责任相对应,因此每个过失行为人只能承担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部分责任。其二,作用分担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各过失行为人在对他人死亡结果所起的作用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必然存在对危害结果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由于过失犯罪中不存在主犯、从犯问题,所以,认定各过失行为人作用谁大谁小就成了正确确定其刑事责任的关键。司法人员必须根拥有关案件事实,客观地加以认定,才能做到罪责自负,罚当其罪。

(四)过失致人死亡行为向故意杀人行为转化的问题

1、行为人过失致人重伤,客观上被害人已经达到无法救治、必然死亡的程度,由于行为人误认为只造成了重伤,为逃避罪责而逃之夭夭,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过失行为而负有紧急抢救的义务,如果及时进行抢救,虽然被害人仍然死亡,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行为人故意逃避抢救义务,主观上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行为人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发生了由过失致人死亡罪向间接故意杀人罪的转化,应以间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已经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其自己只认为被害人受了重伤并因怕被害人事后揭露其罪行,而故意实施杀害已经死亡的被害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对象认识错误,不影响其后面实施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应对其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立案量刑标准

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职务犯罪案件准自首的认定

作者:涂业初 信息来源:《法庭》杂志 ——廖锐强受贿案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刑初1693号。

  要点提示:行为人未自动投案,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纪委已掌握和未掌握的同一职务犯罪事实的,不构成《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准自首,但可酌情从轻处罚。

  一、案情

  公诉机关: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廖锐强。

  2008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廖锐强利用担任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陈村派出所所长、乐从派出所所长、乐从公安分局局长职务之便利,接受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朱润权、云镜泉等人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2万元、港币18万元,美元2万元。具体包括:1.2008年间,收受朱润权贿款人民币5万元。2.2008年6月间,收受云镜泉贿款人民币4万元。3.2011年7月间,收受刘矩荣贿款人民币10万元。4.2013年8月间,收受梁国信贿款美元2万元。5.2014年7月间,收受郭志刚贿款人民币5万元。6.2013年6月间,收受何经强贿款港币3万元。7.2014年11月间,收受何经强贿款港币5万元。8.2014年12月间,收受何经强贿款港币10万元。9.2011至2015年6月间,收受郑强贿款人民币8万元。

  2016年1月7日,廖锐强在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被顺德区纪委工作人员带走,同日被纪委立案调查并被采取“两规”措施。期间,廖锐强如实供述了上述涉案犯罪事实。

  另查明:1.案件审理期间,廖锐强家属代其上缴赃款人民币582362元。2.黄永林系辅警,担任廖锐强的司机,其于2015年12月24日向顺德区纪委供述了其本人与廖锐强共同收受云镜泉贿款的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廖锐强之行为构成受贿罪,具有如实供述情节,但不构成准自首。

  被告人廖锐强对指控罪名与基本犯罪事实均无异议,但其辩护人辩称:廖锐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了公诉机关指控的收受贿赂款项的全部犯罪事实,属于《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准自首”情形,是自首。

  二、裁判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廖锐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之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2万元人民币、18万元港币、2万元美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黄永林先于廖锐强向办案部门供述了有关其本人与廖锐强共同收受云镜泉贿款人民币4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廖锐强不构成自首,但可酌情从轻处罚。故判决:一、被告人廖锐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二、被告人廖锐强退缴的赃款人民币582362元予以没收,依法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廖锐强未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评析  

  自首制度,不仅仅是我国重要的刑事量刑制度,也是贯彻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除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构成的一般自首外,还存在准自首。准自首,成立条件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由于职务犯罪的侦办程序有一定特殊性,职务犯罪案件中对于准自首的认定往往存在一些争议。为解决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出台了《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职务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职务犯罪准自首的认定尺度。《职务意见》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职务意见》还规定,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

  在本案中,被告人廖锐强在顺德区公安局被纪委工作人员带走,显然不符合一般自首的“主动归案”要件,但存在争议的是能否构成准自首。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司机黄永林在廖锐强被立案调查和“双规”之前,已向顺德区纪委如实供述有关其本人与廖锐强共同收受云镜泉贿款人民币4万元的事实。廖锐强被纪委立案并被采取“两规”措施,“双规”期间向纪委供述了收受云镜泉贿款等涉及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和《职务意见》第一条规定,廖锐强不构成准自首。对此,有必要结合本案就涉及职务犯罪“准自首”的几个具体问题作出进一步研究评析:

  (一)如何理解纪委监察部门在办理涉嫌职务犯罪案中的性质问题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没有自动归案,但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因职务犯罪的特殊性,而且先介入的可能是纪检监察机关,因此就会涉及到纪检监察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的“准自首”认定问题。《职务意见》将《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司法机关”作出扩大解释为“办案机关”。在此办案机关,笔者认为不仅包括公安、公诉、审判机关,还包括纪委、监察等部门。纪委监察机关,是对各级党员和干部廉洁义务的监督、党纪、政纪的处罚职务部门,承担着反腐倡廉的任务,履行前期调查公职人员贪腐行为的职责,党规和法纪赋予了其部分调查措施的权力。虽然纪委监察部门的办案活动不属于司法行为范畴,但其采取的调查措施与司法机关的讯问方式、目的意图、效果基本相同,两者具有明显相似性和可比性。因此,《职务意见》中的办案机关包括纪委监察机关应是题中之义,使得对职务犯罪“准自首”认定更具有操作性,贴近办案实际。

  (二)如何理解职务犯罪案件中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线索”范围的问题

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准自首的认定,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线索”是重要标准。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线索”的范围及程度就成为职务犯罪准自首认定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线索”本身属于一个中性概念,不能等同于犯罪事实本身,很多时候甚至无法起到直接查证犯罪事实的作用。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的“线索”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在认定准自首时,应加以甄别:

  1.能够直接查证犯罪事实的线索。比如,行贿人举报受贿人甲,揭发受贿人受贿10万元的事实,办案机关据此线索与受贿人进行谈话,受贿人交代了该项受贿事实,最终办案机关仅查证该10万元的受贿事实,未查实有其他受贿事实,受贿人不能认定为自首。

  2.办案机关已掌握部分基本确定的犯罪事实,但被告人又交待了其他同种罪行。如在本案中,黄永林早于被告人廖锐强在纪委供述了其本人与廖锐强共同收受云镜泉贿款的线索,廖锐强在接受调查期间,又如实供述了收受其他贿款的犯罪事实。根据《职务意见》有关“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的规定,廖锐强的供述不能认定为自首。当然,也不应该简单按照“已掌握”和“如实供述未掌握”的比例关系来认定是否成立自首,或者说,同一职务犯罪罪行中,不能因为“如实供述未掌握”的事实大于“已掌握”的事实,就认定该罪行构成自首。当然,笔者认为,这一“准自首”认定标准也需要适当改进,以便更好地发挥自首制度在查处职务犯罪中的作用。因为职务犯罪往往是一对一的现金交易行为,除了行受双方的证言之外的其他证据一般较难直接指向犯罪事实,受贿人的供述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纪委、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讲究事实证据,一个犯罪事实的成立需要较为充分的证据来佐证,即使涉嫌受贿的嫌疑人又交代了其他起受贿事实,针对每一起事实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每一起事实都需要予以单独认定,犯罪嫌疑人能主动交代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能提高司法效率。为此,建议今后的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时,适当放宽职务犯罪准自首的认定标准,建立职务犯罪案件部分事实准自首制度。

  3.不能直接查证属实,但与查证犯罪事实有紧密关联性的线索。具体体现为:办案机关掌握了涉嫌职务犯罪的A线索,因该类线索不能直接查证犯罪事实,犯罪分子在被调查谈话期间交代犯罪事实的,是否构成自首存在争议。例如,办案人员发现国家工作人员乙在单位报销一定面额的虚假发票,为此,乙在接受纪委调查期间,交代了贪污公款的事实。如果仅仅根据“假发票”这一线索,在没有乙的供述情况下是无法得出乙实施了贪污罪行的,因为乙完全有可能是在不明知是假发票或者是出于其他目的的情况下使用了假发票。有人认为,在此情况下办案机关对犯罪事实尚不掌握,犯罪线索尚未证明犯罪事实,犯罪分子在被调查谈话时交代犯罪事实的,具有主动性,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根据《职务意见》的精神,这种情形同样不能认定为自首。因为此类线索虽然不能直接认定犯罪事实,但此类线索具有指向同类犯罪事实的关键作用。办案机关掌握此类线索后,能够研判行为人可能涉嫌的犯罪性质和类型。一般而言,办案机关找行为人调查谈话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行为人由此交代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属于此线索针对的事实,故不能认定为自首。

  4.属于《职务意见》第一条规定准自首的线索。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且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或者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应认定为准自首。如:纪委已掌握丙的渎职方面罪行,也查证属实,但丙在接受调查期间,又如实供述了办案单位未掌握的受贿罪行,对于受贿罪,成立准自首;对于渎职罪行,不成立自首。又如,纪委接到有关丁贪污公款的举报,经查证不属实,但丁如实供述了受贿的事实,受贿罪行成立准自首。

  (三)职务犯罪中有自首情节是否必然从宽处罚的问题 

  自首是一种法定的从轻情节,刑法规定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司法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只要认定了自首,就必然要从宽处罚。笔者认为此观点欠妥。职务犯罪不是简单金钱犯罪,其本质是侵犯了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以致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在量刑环节中,除了考虑职务犯罪行为涉案数额大小、自首是否认定、是否退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还是合法利益等情节外,还要考虑犯罪行为引发的社会影响,造成不良后果的程度。《职务意见》也明确规定“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角度看,认定自首并不必然从宽处罚,自首只是从宽处罚的一个条件,能否从宽处罚还应综合考量全案因素。

  综上,对于职务犯罪分子在接受调查或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能否构成准自首,应综合考虑办案机关掌握线索程度、是否查证属实、供述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线索是否属于同种罪行等案件因素进行综合判定。

何为刑事辩护?

摘自百度百科

刑事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一般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第一、辩护权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一般包含:(1)陈述权。当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给予其陈述和辩解的机会。(2)诘问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在庭审时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的权利。(3)调查证据申请权。刑事被告人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并申请法院传唤证人、鉴定人还有权请求与其他被告对质。(4)辩论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就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论,就证据的证明力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5)选任辩护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任辩护人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进行辩护。(6)救济权。刑事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有权获得救济。(7)回避申请权。为了避免有回避原因的司法人员不回避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赋予被告人回避申请权,以资补救。
第二、辩护的种类和方式
刑事辩护一般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所谓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进行的辩护。这种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自行辩护是十分有效并被频繁使用的辩护方式。委托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与法律允许的人签订委托合同,由他人为自己作辩护。这里的他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其他公民。委托辩护相对于自行辩护而言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因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中最为主要的一种辩护方式。指定辩护是指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的,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
第三、辩护人及辩护人的范围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行使以外,还可以由其他人协助行使,即辩护人行使。辩护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法院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诉讼参与人。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能力的缺陷;弥补了国家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不足;促进了诉讼公正的实现,并在社会中发挥着示范功能,促进法制宣传教育。在中国辩护人的范围较广泛: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都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但是正在被执行刑罚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除外。
第四、辩护人的责任
辩护人应该承担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责任。
第五、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为保证辩护人能充分执行辩护职能,履行辩护职责,法律赋予辩护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主要包括:独立辩护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司法文书获取权、获得通知权、质询权、辩论权、控告权、拒绝权及其他权利。辩护人在享有上诉诉讼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下列诉讼义务:恪守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保密义务;正当执业的义务;遵守法庭规则的义务;律师的法律援助等义务。